张文木：从科技史洞察中国创新与文化的深层脉络
你是否好奇，中国科技自主创新如何破浪前行？它历经三大关键阶段：封建时期、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，每个阶段都蕴藏着独特的战略智慧。
让我们先聚焦封建时代。
对于封建时代的中国科技，众说纷纭，但简单二分绝非全貌。李约瑟的扎实研究证实，那时中国创新成就辉煌。当欧洲笼罩在“黑暗时期”时，中国文明却熠熠生辉，延续数千年，成为最后衰落的古文明，展现出强大的可持续生命力。国家寿命与其发展韧性密不可分。
那时的全球化是农业主导，中国领先世界，价值以耕地为载体，生产方式以庄园或小农经济为主。但另一面，小农模式也排斥科技，限制创新活力。
在封闭的农本体系中，农业剩余价值缺乏工业等投资渠道，只能涌向土地购买。生产越发展，购地欲望越强，导致小农与土地加速分离，从根基动摇农业。自然经济下的古代社会，技术吸收受限：既要发展技术，又需限制应用，以防社会因发展过快而崩解。
中国封建社会的每次危机，都源于土地兼并引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。若无新产业如工业大规模吸纳，社会劳动停滞，流民四起，最终通过农民战争重建劳动与土地的结合。
黑格尔曾言，东方是“非历史的历史”，认为古代中国是“不含诗意的帝国”，缺乏发展张力。与英国纺织业崛起不同，东方历史条件使中国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孵化的社会需求，多窒息于宫廷奢侈。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后，技术孵化中心西移，导致中国四大发明“外逃”。
再看后两个时期：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时期。
资本主义市场建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之上，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，这限制了技术发展空间。原始积累阶段，两极分化引发工人破坏机器运动，技术沦为贫困工具。
为此，西方转向殖民主义，将世界分为中心与外围。通过殖民摧毁本土技术，开辟市场，使技术矛盾从中心转移至外围。中心享受技术红利，外围承受灾难，形成“拉美模式”的依赖关系。
印度经济是亚洲版拉美模式，其IT产业虽发达，却依赖海外市场，私有权削弱自主创新。国内贫困率高，民族市场缺失，技术难以孵化。
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是亚洲较早的拉美实践。1923年到1936年，工业增长率达8.7%，但农业劳动力与土地分离同步扩大。土地集中加剧，人民购买力萎缩，社会革命成为解放生产力的必然。
蒋介石政权倒台，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彻底打破拉美模式枷锁，意义非凡。
1952年土改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，消灭私有产权，简化分配制度，劳动者直接享受成果。六七十年代，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迸发，涌现大量先进技术。阿马蒂亚·森指出，毛泽东时期的土地改革、教育医疗等社会变革，为改革后经济增长奠定基础。
科技自主创新需孵化条件与巨大民族市场。生产成果由人民享受，是民族市场根基，也是创新核心。民族市场本质是人民市场，保障生产力与分配良性循环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。毛泽东提出人民是生产与消费主体，邓小平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通过调控实现共同富裕。
历史证明，只有当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可控时，技术创新才可持续。社会主义制度方能做到这一点。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印证了马克思的发现：公社是工人阶级政府，使劳动获得经济解放。
在中国，人民是工农兵主体，非少数精英。人民消费力关乎国家安危，科技发展动力源于人民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市场为主体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。人民参与管理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，这才是科技自主创新文化的精髓。
当今，中国类似西方早期出现两极分化问题。但中共领导社会和谐调整生产关系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，以人民为本服务国内市场。毛泽东打破旧生产关系，邓小平发展生产力，如今党进入调整生产关系新时期。
建立和谐社会，走共同富裕道路，本质是调整人民与生产资料关系，促进更紧密结合。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，也是科技发展的希望。让我们一起投身创新浪潮，以文化自信驱动科技飞跃，共创辉煌！欢迎分享你的见解，加入讨论！
【注释】
[1]黑格尔说，东方“这部历史，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，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。那个新生的东西，凭藉勇敢、力量、宽大，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，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。这里所说的衰退，并不是真正的衰退，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，还没有任何的进展。在这一点上，历史便回到了中亚细亚去——仅仅在表面上是从东亚到了中亚，就是说，和前面的时代并没有联系”。他认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“仅属于空间上的国家”， 他说这些国家“一方面是持久、稳定——仅属于空间上的国家——成为非历史的历史”，“另一方面，时间的形式和这种空间的稳定却截然相反”。 [德]黑格尔著，王造时译：《历史哲学》，世纪出版社集团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9、108页。
[2][德]黑格尔著，王造时译：《历史哲学》，世纪出版社集团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8页。
[3]参阅张文木著：《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——与中国比较》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。
[4]费正清主编，杨品泉等译：《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～1949》（上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1 页。
[5]费正清主编，杨品泉等译：《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～1949》（上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92页。
[6]费正清主编，杨品泉等译：《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～1949》（上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49 页。
[7]阿玛蒂亚·森著，任頣、于真译：《以自由看待发展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59～260页。
[8]马克思：“法兰西内战”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378页。
（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；来源：昆仑策网【作者授权】，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《科技中国》2007年1月号；图片来自网络，侵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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